千百年來，以農業生產為基礎的耕種方式形成了我國農民與土地相結合的傳統生息繁衍模式。在費孝通先生看來，“自給自足的鄉土社會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動的。”中國之所以稱之為鄉土社會，在于其社會特性就是人情的黏合與農民對土地的依附。這種傳統的鄉村社會造就了社會形態的封閉。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迎來了“千古未有之大變局”：家庭分戶經營、鼓勵商品流通，一個接一個利好政策不斷給農民“松綁”，封閉的農村社會發生巨大變遷，農民自發的求變心理順應時代變革，自覺成為農村社會變遷的主體，農民的變遷與農村的開放性推動著農村社會的變遷。

　　在中國傳統鄉村生活圖景里，村落是村民的基本組織單元，由這個單元擴散并構成村級自治組織，形成了特有的社會圈子。改革開放后，鄉村權力的對外開放是伴隨著農民流動性加大而完成的，現代化與商品的沖擊使農民不再視土地為“命根子”，他們走向山外，闖入大江南北，以大破大立的果敢姿態尋找信息、財富與機會。沿海地區部分農村得以率先進入城鎮化，除得益于國家宏觀開放政策與外來資本的注入外，還有外來“精英”農民的直接參與，外來農民工大多是知識化、年輕化的各地農村“精英”。他們參與沿海地區發展與建設，在當地成家立業，對當地的鄉村治理，生活習慣改善，村民素質提升具有直接改變的作用。農民流動和社會分化使那些有能力的農村社會精英在他鄉得以執掌權力，這種鄉村權力配置是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一種顯著特征，是對過去單一農耕形態的一種顛覆，這種新型模式的出現，也加速了農村封閉權力結構的開放。

　　近40年來，農村勞動力密集流向沿海城市，生產要素在流動中得以重新配置和優化，從而促進了沿海城市經濟的繁榮，沿海地區的現代化帶動了附近農村地區逐步進入現代化，卻也進一步加劇了不發達地區農村寶貴資源的流失和鄉村凋敝。內陸青壯年農民的大量流出、社會精英的外流直接削弱了傳統村治權力結構，鄉村內部治理受到外部世界的挑戰，鄉村日常事務無人管理，本村集體經濟愈發困難。一些資源緊張的行政村形成惡性循環，治理難度越大的村莊，流出的農民精英越不愿回鄉當干部。許多地方要選一個合適的人擔任村干部都很困難。一些地方的基層黨組織因此難以發揮作用，甚至處于癱瘓和半癱瘓狀態。四川省中部某縣G村，離縣城有70多公里，2008年20至45歲村民中無一人為黨員，而“兩委”主要領導均在55歲以上，培養一位“接班人”相當困難。像G村這種情況，在內陸省份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在這種情況下，基層黨建、共青團、婦聯組織很難正常發揮作用，留守的部分農民盡管有參與村務管理的愿望，但是由于缺乏見識、文化水平不高與普遍年齡較大等原因，政治參與、村務管理參與等基本處于“虛置狀態”。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培育懂得鄉村、熱愛鄉村、植根鄉村的新型職業農民是關鍵。鄉村全面振興，需要把走出去的農村精英“引回來”，把青年農民“留下來”，人氣旺才能帶動產業旺。農業人口大省四川常年在外務工者達到2000萬以上，近幾年四川把農民工和川商返鄉興業作為　“歸雁經濟”，成功回引近千名農民企業家返鄉創業，大大帶動了就地就近就業。江蘇省充分利用富有特色的鄉村田園，提前布局，把鄉土文化元素融入生態文化、歷史文化、民俗文化中，大力發展民俗特色和手工業，形成了獨特的地方品牌和可持續發展路子，以此成功留住新一代農民。眼下，中國更廣袤的農村熱土，亟須有見識、有技術、有資金、懂管理的精英農民“歸雁”回村。(作者為四川省政府信息公開辦副主任 馮俊鋒）